台北之旅

　　此圖為特移人員李基洙的圖片。李基洙為朝鮮人，原籍為朝鮮咸鏡南道，是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第二方面軍戰士。這是首次發現的有檔案記載的被特別移送處理的外國人。
　　延吉憲兵隊《關於處置“蘇聯間諜”李基洙的報告》。檔案記載了“蘇聯間諜”朝鮮人李基洙的經歷、被捕情況及延吉憲兵隊已將李基洙移送哈爾濱憲兵隊的情況。 （均吉林省檔案館資料）

　　東寧憲兵隊《特種工人狀況報告》。檔案記載了昭和十八年（1943年）三月二十六日和五月七日，分別從日軍華北派遣軍接收特種工人2次，共1935人。這些特種工人由於身體極其虛弱，截至報告當時已經死亡163人。先後又發生53人、8起逃走事件，其中逮捕了44人，逃走9人。
　　731部隊的“特別移送”者
　　■本報記者  朱晨
　　今天是“化學戰受害者紀念日”。記者在前兩天吉林省檔案館首次披露的一批日軍侵華檔案中，看到了指證731部隊罪行的直接證據：一批當時日軍來不及焚毀的“特別移送”檔案
　　對於李基洙、李文剛和王國財來說，他們的人生，究竟遭受了化學武器怎樣的摧殘，也許將永遠是個未解之謎。
　　偽滿洲國時期，他們被冠以“蘇聯間諜”的罪名，“特別移送”給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隊，從此一去不返。吉林省檔案館最近首次向社會披露的日本侵華檔案中，留下了也許是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痕跡。
　　除了唯一的幸運者薑榮泉，在即將被送入魔窟的途中，趁著看守睡著成功逃走之外，檔案中，所有其餘記載的被“特別移送”者，無一人生還。
　　第一個被“特別移送”的朝鮮人
　　在日軍審訊官的眼中，東北抗日聯軍的朝鮮族戰士李基洙作為“共匪”，“思想上完全沒有利用價值”。
　　李基洙出生在朝鮮咸鏡南道東興郡，1913年兩歲時與父母一起來到與朝鮮接壤的中國東北通化縣。15歲那年結婚後，與父母和妻子一起在當地務農為生。
　　1935年，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第二方面軍經過通化。二方面軍是一支主要由朝鮮族組成的部隊，其領導者即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金日成。
　　在與二方面軍參謀長林宇城交流後，當年22歲的李基洙決定加入抗聯。當時朝鮮已淪為日本殖民地，不少朝鮮人選擇加入東北抗日聯軍與日寇交戰。
　　之後的幾年裡，李基洙隨抗聯於長白、江、安圖、樺甸、敦化等地作戰，直到1940年7月不幸被日軍俘虜。
　　經歷了將近一年的嚴厲審訊，日軍顯然沒有從李基洙身上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東西。延吉憲兵隊隊長阿部起吉於是給他加上了一個“蘇聯間諜”的罪名，決定將其“特別移送”處理。
　　1941年9月10日，當年只有30歲的李基洙被“特別移送”給哈爾濱憲兵隊本部。檔案中留下了4張他的照片，唯一能看清的一張照片上，這位勇敢的戰士面色平靜，絲毫看不出有任何恐懼之色。
　　目前吉林省檔案館館藏中，反映 “特別移送”內容的檔案近200件，涉及277人，其中大部分為中國人。李基洙是現有檔案中發現的，第一個被“特別移送”的朝鮮人。
　　被統稱“馬路大”即“原木”
　　所謂的“特別移送”，是日軍內部使用的專有名詞，“移送”的去處只有一個，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隊。
　　日本關東軍731部隊駐地在哈爾濱平房區，是日軍於日本以外領土專門從事生物戰、細菌戰和人體試驗相關研究的秘密軍事醫療部隊的代稱。為了能獲取人體進行活體試驗，731部隊與關東軍憲兵隊相互勾結。日本關東軍憲兵隊抓捕的諜報人員、抗日戰士，不經法庭審判就秘密移交給731部隊使用。被“特別移送”的人員被稱為“馬路大”，這在日語中是“原木”、“原材料”的意思。採取這樣極具隱秘性和欺騙性的專門語言，既表示日軍很清楚自己乾的是怎樣的勾當，也表明瞭其對這些“試驗品”的蔑視。
　　1938年1月26日，日本關東軍憲兵隊特別制定了“特別移送”人員的標準。將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的囚犯、懷有親蘇思想的間諜、意志堅定的抗日游擊隊員，甚至雖然“罪行較輕”可以被釋放，但屬於吸食鴉片、無家可歸的游民，可能“重新犯罪”的，都被列入了“特別移送”的範圍。現存的檔案中，以“蘇聯間諜”名義移送又占了絕大多數。
　　有日軍軍官在戰後供述，從1940年到1945年8月，每年都會有五六百人被 “特別移送”到731部隊。731部隊周圍常年戒嚴，為了掩人耳目，被特別移送的人員都穿著日本軍服，並由專門的囚車運送。只要被 “特別移送”到731部隊，原來的名字就會被一個代號所替代。
　　沒有人活著走出這座魔窟
　　與李基洙相比，李文剛和王國財，連一張照片也沒有能留下。
　　根據殘缺的檔案記載，他們兩人應該是在日軍的某部隊服役。因為受到另一起所謂的“蘇聯間諜案”牽連而被髮現。為了找出同伙，日軍暫時沒有對他們採取措施。發現確實沒有利用價值後，1941年9月11日，新京(長春)憲兵隊向關東憲兵隊提出“特別移送”“蘇聯間諜”李文剛、王國財的申請。
　　僅僅兩天后，關東憲兵隊指令同意“特別移送”處理。到9月19日，新京憲兵隊又向關東憲兵隊報告，已將李、王二人移送哈爾濱憲兵隊。
　　“從提出申請到‘特移’完畢，一共只花了9天時間。可見日軍是如何草菅人命。”吉林省檔案館研究館員陶敏介紹，從李文剛和王國財的有關檔案中，可以看出“特別移送”的標準程序：即由各地憲兵隊向關東憲兵隊提出申請，關東憲兵隊指令同意，各地憲兵隊“特別移送”完畢後再向關東憲兵隊進行報告。在“特別移送”檔案中，各地憲兵隊上報的審訊材料的右上角，都蓋有關東軍司令部“軍司二課”和“特別移送”字樣的印章。凡是關東憲兵隊下發有關 “特別移送”的指令，也都要抄送給關東軍第二課，這都證明瞭關東軍是 “特別移送”的組織者和指揮者，關東憲兵隊是實施者。
　　沒有人可以活著走出這座魔窟，甚至死亡的消息都不會被親屬知道。1945年8月，日本敗局已定，731部隊接到指令，銷毀和轉移了所有檔案，還將僅存的400餘名“馬路大”全部用毒氣殘忍殺害。因此至今尚未找到人體試驗受害者的記錄。但幸運的是，近10萬件關東軍檔案沒有來得及被徹底焚毀，被匆匆埋入地下後，1953年在長春市的建築施工中被髮現。其中涉及“特別移送”的檔案，成了指證731部隊罪行的直接證據。
　　唯一逃出魔爪的“幸運者”
　　與上述3人相比，“幸運者”薑榮泉，只是一名闖關東討生活的普通山東漢子。
　　薑榮泉的家鄉在山東省東平縣，從小父母雙亡，因為家裡貧困從沒上過學。13歲就開始當苦力，拉人力車為生。30歲那年“闖關東”，在黑河等地的日本企業先後做過放排、採碎石等工作，不僅勞動強度大，生命沒有絲毫保障，所得也十分微薄。1941年8月，他一個人渡江進入了前蘇聯，立刻被逮捕。雖然沒有自由行動的權利，但每餐都有麵包、湯和肉，待遇比起為日本人做苦力已是好了許多。前蘇聯軍官審問時表示，如果願意為前蘇聯調查黑河附近飛機場和軍警情況，不但未來生活有保障，還可以幫助成家。生活無著的薑榮泉當即答應了。
　　回到東北後，薑榮泉發現日軍對“蘇聯間諜”的處罰相當殘酷，恐懼心理讓他漸漸打消了再次入蘇的念頭。可他還是被日本憲兵隊盯上了。1943年12月29日，孫吳憲兵隊黑河分隊的佐佐木伍長，押送戴著手銬的薑榮泉坐上了前往哈爾濱的第302次列車。
　　在踏上火車的那一刻，薑榮泉的腦中應該就在計划著怎麼逃跑。他很清楚這是一趟有去無回的旅途。
　　由於火車的卧鋪已經滿員，佐佐木與薑榮泉一起坐到了坐席。第二天凌晨4點，列車抵達綏化車站。也許是一夜未睡過於勞累，加上即將抵達哈爾濱，佐佐木放鬆了警惕，打起了瞌睡。
　　一個小時後，佐佐木被列車進入白奎堡車站的報站聲驚醒。他驚訝地發現，身邊的座位上空空如也。趁著他打盹的間隙，薑榮泉成功逃離了魔掌。
　　白奎堡是綏化往南的第四站，已經進入了哈爾濱的郊區。佐佐木馬上聯絡乘警搜查車內，並聯繫了綏化憲兵分遣隊幫忙搜查。拉網式搜索一直持續到31日清晨，結果卻是一無所獲。
　　我們無從知道薑榮泉的日後命運又將如何。但可以確認的是，他是目前所有檔案中，唯一一個逃出“特別移送”魔爪的幸運者。
　　幕後

　　“恆溫環境，我卻冷得渾身發抖”
　　自接收這批珍貴檔案以來，吉林省檔案館立即著手進行修複、翻譯和整理。除了語言障礙，翻譯人員更多的是要剋服心理障礙。
　　吉林省檔案館歷史檔案管理處處長趙玉潔，對第一次看到檔案中殺人過程的描寫記憶猶新：“我記得那天在庫房裡，恆溫恆濕的環境，我穿著大褂，應該是很熱的，我卻冷得渾身發抖。”
　　由於每天面對這些充斥著暴行的檔案，2名主攻731部隊檔案的翻譯人員，很長時間都無法擺脫心理陰影，吃不下飯。還有3名參與整理的工作人員竟一度患上了抑鬱症。“我已經工作20多年了，每天看到的檔案都是這麼血腥的場面，內心有很多的苦楚。”趙玉潔說，整理過程是對自己內心的折磨。
　　而那些至今仍然否認侵略歷史的日本政客，面對如山鐵證，不知作何感想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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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從“特別移送”到“特種工人”
　　丁五才決定逃亡。
　　丁五才出生在山西朔縣，一直在家鄉務農。日軍的魔爪伸向山西後，1939年，他被駐扎在山西省寧武縣的山西騎兵第一大隊徵集入伍。
　　1941年2月20日，在山西中陽縣的一次戰鬥中，他不幸被日軍俘虜，被作為“特種工人”送往烏奴耳(今內蒙古呼倫貝爾附近)地區，從事哈拉溝軍用道路鋪設的工作。
　　出於對蘇戰略進攻和防禦的需要，日軍決定在中蘇邊境大量修建軍事工程。承擔修建任務的，自然不會是日本“皇軍”。當時，日軍華北派遣軍在戰場上俘虜的中國士兵，被源源不斷送往東北。他們中既有蔣介石的“國軍”，也有八路軍及其他武裝。關東軍司令部將他們稱為“特種工人”，下令在嚴格監視警戒下讓他們從事軍事工程作業。那些身強力壯，或被認為暫時還有利用價值的中國戰俘，即使暫時逃脫了“特別移送”，也會被作為“特種工人”，受到奴隸一般的殘酷迫害。吉林省檔案館此次披露的14件反映日軍奴役勞工檔案中，就記載著近900名勞工反抗、逃走的信息。1943年3月26日和5月7日，東寧憲兵隊先後接收了日本華北派遣軍移交的1935名“特種工人”。可是到了7月5日，他們中已經有163人死亡。
　　7月8日中午，丁五才找到工地上的七八名同伴，希望能鼓勵他們一起逃離。“來這裡前聽說，我們這些俘虜被帶到滿洲國從事特殊工程，工程結束後就會被全部殺死。反正都要被殺，不如一起跑吧，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鄉。”
　　這番話被正巧來工地上巡查的日本憲兵聽見，立即向上級作了彙報。第二天一早，日本軍醫就來到工地上，假模假樣地對所有工人進行診斷，隨即宣佈：丁五才患有嚴重傳染病，需要立即隔離。
　　被以傳染病名義逮捕後，丁五才遭到了嚴厲審訊。他承認自己不堪忍受工地的奴役，多次煽動同伴一起逃走。日軍意識到，丁五才的想法，代表了幾乎所有“特種工人”。如果放任不管，勢必會造成難以收拾的局面。
　　當天晚上，丁五才被押往烏奴耳東北方向3000米的山林，遭到了秘密處決。
　　在對上級的彙報中，海拉爾憲兵隊隊長谷家春雄承認，丁五才的言論在“特種工人”中，正呈現多發的態勢。因此，“將來多多宣傳宣撫，進行徹底的指導監督和警戒，繼續實行徹底的偵諜，確保事件發生之前的警備防範，對有害分子實施臨機應變的槍彈鎮壓，是十分有必要的”。
　　即使最嚴密的監控和鎮壓，也無法制止“特種工人”的正義反抗。
　　1943年9月11日晚，位於東寧縣石門子鹼廠溝滿洲第570部隊的特殊工人宿舍，發生了43名“特種工人”的全體暴動。
　　那天正好是星期六，監視的哨兵處於輪崗狀態。43名工人分為三個班，用作業用的鑰匙、尖鎬，分別襲擊了衛兵所和門口的哨兵。兩名日本哨兵被當場擊斃，武器也被暴動的工人奪走。
　　由於河對面就是前蘇聯領土，相關日軍部隊立即動用了全部兵力，封鎖國境併進行搜查。到9月14日，有11名工人被逮捕，2人被射殺。其餘的“特種工人”成功逃入前蘇聯。
　　在事後的報告中，日軍認為：是“特種工人”中的中國共產黨員，在事前進行了謀議，決定了襲擊、逃跑的計劃，在這起事件中起到了“主謀”的作用。
　　吉林省檔案館此次披露的22件《郵政檢閱月報》，有當年日軍所寫信件的如下記述：“連接南龍門和黑河的鐵道，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投入了一萬多人的勞工。作為緊急工程，軍隊的命令非常森嚴。逃跑被捉回來的人就挖個洞，用土將他們埋到齊肩處，給他們灌水、毆打，並嚴厲訓斥。”“我昨天在廣場上散步的時候，看到許多勞工的屍體堆放得到處都是，其中有的已經變成了白骨，還殘留的部分也慘不忍睹。這些屍體被狗當做美食啃咬。這樣的情景在日本國內是不可能看到的，但是在這裡卻已經司空見慣”……
　　人間地獄，莫過於是。
（編輯：SN010）